这一段时间在断断续续地阅读一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于我而言，有的属于初会，有的却是重读。阅读这些作品自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它们经常使我哈欠连天、昏昏欲睡。在此之前，每每爱以诘屈聱牙的古书和一些滥竽充数、莫知所云的所谓“译作”作为睡前的催眠读物，于此，我才发现，这些文从字顺的“文革文学”的催眠功能与前者相比，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阅读“文革文学”时的“困倦”之感实际上并非我所独有，我的几位朋友也曾向我道及类似的阅读体验。坦白地说，对于自己的“困倦”，我们似乎并不应该产生丝毫的“羞愧”之感，因为很显然，对于一大堆基本上属于“拆烂污”的“文革文学”，我们本就不应有着半点的敬重与热情，否则的话，那才是一桩应该警惕的咄咄怪事。但是，我们却不应避讳，我们之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士对于“文革文学”的厌倦并不是“从来如此”，他们或者曾是它的忠实而热情的读者，或者甚至是它的积极参与者，设想一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起来的“红卫兵”和“红小兵”们，有谁在当年未曾对“文革文学”表示过热情？对于自己曾经有过的热情，无论我在今天如何羞愧，作为个人生命历程中的真实存在，我都是毫不隐瞒的。我在向朋友或学生们描述自己的少年时代时，从不讳言自己在七十年代之初的几年里是怎样贪婪地阅读着《欧阳海之歌》、《黄海红哨》、《征途》和《金光大道》这样一些当时我万分敬重的“大书”，并以这样的阅读而沾沾自喜地自傲于只能阅读《阿福》、《火烧竹篱笆》等“小书”（即与“大书”相对的“小人书”）的同龄人之中。回首少年时光，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物质和文化极度贫困的年代里，一个以“毛主席的红小兵”作为其政治身份的乡村少年，在慈善而富有远见的外祖母的娇宠之下购买了一大批至今已成文物的“大书”和“小书”而在打草捡粪之余手不释卷，每忆及此，常使我感怀不已。实际上，同样应该承认的是，正是“文革文学”构成了我们“红小兵”一代的主要阅读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它参与了我们最为基本的人格塑造，如果要研究在“文革”期间进入社会的“象征秩序”的一代人，或者是研究其中的某一位个体，这无疑都是一个不应忽略的重要问题，少年时代的阅读对于成长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在萨特的《词语》和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中有着相当突出的强调。现在看来，“文革文学”自然是一种充满“病变”的“文学”，但在上面一些意义上，对于它的研究，正是对一代人所受“哺育”的“精神乳源”的研究，而这代人作为目前的社会中坚所承受的又正是一种“跨世纪”的历史重任，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在很大程度上要有赖于他们去完成，这样看来，研究“文革文学”的重要意义便是不言自明的了。
很长一段时期，在“文革文学”“空白论”的“理论”标举之下，文学研究界对于“文革文学”基本上是不予理会的，实际上，我们毋宁将此视为一种集体性的“精神困倦”，在这种“困倦”之中，知识分子不仅丧失了对于历史的诊断热情，同时也丧失了他们的诊断能力，而一种应有的“历史责任”便在干脆利落的“彻底否定”之中推卸干净，于是，疯狂的历史以及其中的“文学”反倒在“禁区”中安然沉睡，其成因、其状态和其影响仍然未获深究，尤其是其于今未绝的历史残留仍然在时常作祟。
我对“文革文学”的感想自然是不止于此，但正是它们驱除着我的“困倦”，使我在“困倦”中有所惊悚，这样的惊悚不仅使我对自己的“困倦”深感“羞愧”，同时，更使我产生了对于历史的“诊断”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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